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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稳中有变”的2018年即将过去，2019年如何进一步“六稳”，成为现实考题。
12月13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。
会议指出，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，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，统筹推进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工作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进一步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，提振市场信心。
会议强调，明年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，按照已确定的行动方案，针对突出问题，打好重点战役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，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，巩固发展“三农”持续向好形势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，发挥好各地区比较优势。加快经济体制改革，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。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，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。
对于当前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，政治局会议指出要保持战略定力，加强协调配合，聚焦主要矛盾，把握好节奏和力度，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采访了多位首席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，探究何谓最优政策组合。受访专家认为，应通过扩内需等政策，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。2019年财政政策更趋积极，赤字率上升、减税力度加大、支持基建投资；货币政策稳健中性，保持适度流动性，定向降准扶持实体经济；监管政策可能适度放宽，增加信用供给等。
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改革，为市场所期待。政治局会议强调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，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。
宏观政策将更趋积极
“为应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的压力，实现中高速增长目标，宏观政策适时适度逆向调节可能性很大。预计2019年宏观政策将更有针对性，既会有一系列具体的短期政策，也会有相应的中长期应对举措。”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
市场普遍预计，2019年政策会更趋积极，且财政政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举措，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背景下，进一步提高赤字率似乎成为必然的选项。
连平指出，随着经济增速趋缓，2019年财政减收压力加大，赤字率可能提高到3%以上。在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下，为支持基建投资，地方专项债券规模有望扩大至1.5万亿-2万亿元。2019年应当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，推进增值税改革，探讨下调企业所得税率，加快个税改革落地。
“减税降费要从结构性减税过渡为全面总量性减税，但也需要关注局部区域财政收入困难的问题，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短缺可能带来的民生问题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、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
2018年去杠杆、强监管、去产能等政策叠加下，部分民企融资受阻，生存愈发困难。2019年政策执行上会提高协调性，避免多项政策叠加带来明显的紧缩效应。
国泰君安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2019年宏观政策定调可能维持不变，但实际执行上可能是双双扩张的财政、货币政策。
更积极的财政政策，需要面对财政减收的压力，货币政策同样需要兼顾不同目标，在稳增长和防风险间实现平衡，这些都造成具体政策执行上的分歧，比如赤字率是否突破3%，是否降息等。
“降息可能出现中美利差多年以来的再次‘倒挂’，进而加重跨境资金流出压力，可能不会成为央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政策选项。”连平指出。
增加预案应对不确定性
政治局会议强调，要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，增强忧患意识，继续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，坚定信心，把握主动，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。
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，继续降税减费，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和赤字率，并做好应对经济下行的财政政策预案。
连平指出，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、加强政策协调、及时纠偏调整，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情来应对不确定性。一方面，关注外部最新动向，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；另一方面，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继续做好“六稳”尤其是“稳预期”工作，推进扩大开放，加快建立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。
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指出，从长期看中国企业要提升技术含量，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。
花长春指出，在全球经济规则之间竞争、技术竞争等方面，更多的是通过开放、改革来“做好自己的事”，提升企业效率，使得经济体制更好地支持技术创新。
除了外部冲击，国内环境的变化也需要加以应对。
新时代证券副总经理、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，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基建投资增速能否回升，起到稳增长作用。制约基建投资的因素，可能依旧是资金来源和地方积极性两方面。
“当然，基建投资只能用于短期稳定经济，中长期来看，还要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、打破中产阶级消费升级约束等来扩内需。”潘向东指出。
以改革提振信心
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，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，还提出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，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。
祝宝良指出，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微观主体活力，增强企业和居民信心，这就需要保护产权、降低税费负担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，切实降低生产成本和生活负担。
刘元春指出，企业家真实投资意愿低迷，消费者消费基础被削弱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有待改善，中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发生变异，是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，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，及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。
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各方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有共识。祝宝良表示，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大力推进国企、财税、金融、市场准入、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政策落地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，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，保持经济基本稳定。
“稳信心不仅仅在于某些宏观指标的短期稳定、跟随市场情绪的定向帮扶，更在于市场主体对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、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，在于基础性问题上真正的改革，为未来提供可期的公平竞争环境。”刘元春表示。
刘元春认为，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基础性、引领性、全局性方面，即政府体制改革、财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上。
连平也指出，重点改革应包括财税体制改革、金融体制改革、国企国资改革、产权和要素市场改革，各领域改革应该协同推进，集中释放改革红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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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章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）
